走进现代化的北京城，人们最感兴趣的往往是那些曲折幽深的小小胡同，温馨美丽的四合院。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纵横交错，织成了荟萃万千的京城，胡同深处是无数温暖的家，这就是北京人对胡同有特殊感情的根本原因。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一种古老的城市小巷。在北京，胡同浩繁有几千条，它们围绕在紫禁城周围，大部分形成于中国历史上的元、明、清三个朝代。在这些朝代的鼎盛时期，帝王为了“建皇极而隆上仪”，“袭周官之制度地居民”。北京城以皇宫为中心，街道全部按经纬排列。

　　和京剧、京调、京味这类号称“姓京”，但却源于四面八方的事物一样，“胡同”最初也非北京的土产。“胡同”二字在元代写作“通”，明代以后被官方规范为“胡同”。“胡同”是蒙古语城镇的音译或是蒙古语“huddug”的借词，意为“水井”或“居民聚落”。因为凡有居民聚落处必有水源（井），北京城区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区由来以久。

　　北京胡同的格局整齐大度，正南、正北、正东、正西，东南西北横平竖直，使北京城像个大棋盘，极具传统地方特色。胡同是城市的脉络，交通的渠道，老百姓生活的依托，连着大街通着大道，出门创世界，回家安居乐业，展示着北京人生活的印记。

　　正规的胡同，集中在皇宫附近的东西两侧，沿街道由南向北整齐的排列，其中民居多为皇亲贵族。简陋的胡同，大多在离皇宫较远的南北两个方向，其中民居多为商贾平民。因此，北京内城的胡同基本是东西向，而且平直规则，外城东部的胡同多为东南向且不规则。

　　北京有多少胡同呢？据文献记载，在明代就多达几千条，其中内城有900多条，外城300多条。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2550多条。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又拆迁改造了一些。1998年1月，地图出版社曾调查出，直接成为胡同的有990条。

　　真正了解胡同，还应走近胡同中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它是胡同中主要建筑。北京四合院天下闻名。旧时的北京，除紫禁城、皇家苑囿、寺观庙坛及王府衙署外，大量的建筑，便是那数不清的百姓住宅。

　　所谓四合，“四”指东、西、南、北四面，“合”即四面房屋围在一起，形成一个“口”字形。经过数百年的营建，北京四合院从平面布局到内部结构、细部装修都形成了京师特有的京味风格。如：门要开在东南角八卦的“巽”位，以取吉利。

　　根据其中居民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有大、中、小三种不同规格。高官富贾的大四合院，建筑考究，庭院廊柱、雕廊画栋，附带前后跨院。平民百姓的小四合院，构筑简单，门面狭窄，房墙低矮。

　　大四合院建筑雄伟，房屋高大，院落重叠，前廊后厦，抄手游廊，垂花门，影壁，隔断都十分讲究，院内有院，院外有园，院园相通，为大型住宅建筑，非一般人所能居住。正房是前廊后厦，后边有罩房。东西厢房南边的花墙子中间有一座垂花门，门内是四扇木屏风，东西厢房都有抄手游廊，与垂花门相通。有的花墙子在垂花门两旁，镶上两三个漏窗。正房与厢房之间，有圆月亮门儿，可以从过道到后院去，有的有过厅，可以穿行。外院，东西各有一道花墙，中间是月亮门儿，四扇绿油漆的木屏风，红斗方字，东边的是“动壁图书”，西边的是“西园翰墨”。可以从这个门儿到跨院去。南房有穿山游廊，是以山墙开门，接起来的走廊。 如此布局，形成了东西南北互相连通的几个院落。北京最典型的大四合院是清朝时的那王府（在金鱼胡同）和恭王府（什刹海西街）等几个，壮观气派，还带花园。

　　中四合院一般都有三进院落，正房多是5间或7间，并配有耳房。正房建筑高大，都有廊子。东、西厢房各3间或5间，厢房往南有山墙把庭院分开，自成一个院落，山墙中央开有垂花月亮门。垂花门是内外的分界线。民间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指的就是这道垂花门。前院又叫外院，外院东西各有一两间厢房，要比里院的厢房小一些，它多用作厨房或仆人的居室。邻街是5至7间倒座南房，最东面一间开作大门，接着是门房，再是客厅或书房，最西面的一间是车房。

　　小四合院布局较为简单，一般是北房（又叫正房）3间，大多都用隔断分成一明两暗或两明一暗。东西厢房各2间，南房（又叫倒座房）3间，其中最东面的一间开作门洞。大门多是起脊门楼，院内都有青砖墁的甬道与各室相通。老北京人一家两三辈人多住这样的小四合院，其中长辈住正房，晚辈住厢房，南房一般用作客厅或书房。

　　四合院内多种海棠、石榴、枣树、太平花等，可谓：春可赏花，夏可纳凉，秋尝鲜果，用“春华秋实”来概括北京民宅中的树木是最恰当不过了。四合院的雕饰图案以各种吉祥图案为主，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福寿双全”，以插月季的花瓶寓意“四季平安”，还有“子孙万代”、“岁寒三友”、“玉堂富贵”、“福禄寿喜”等等，展示了北京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四合院一般是一户一住，但也有多户合住一座四合院的情况，多为贫困人家，称为“大杂院”。大杂院的温馨是许多老北京居民无法忘记的。

　　目前，北京古老破旧的大杂院正被现代化的楼房所取代，旧胡同也将失去它赖以存在的基础。尽管如此，在北京的市区内，胡同仍占据着近三分之一的面积，居住着近半数的人口。胡同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是许许多多北京人生息与共的地方。如果把每一条胡同都串联起来，可以组成一座新旧北京在历史交错、重叠、位移过程中的胡同的“万里长城”。为保持北京的古都风貌，许多著名的胡同已被当作文物保留下来了，它为我们新兴的首都保存了一丝古老的色彩。北京的胡同作为北京古老文化的载体，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

　　如果把城市比作一首乐曲，那么每一座建筑就是跳动的音符，建筑组群则是一段旋律。实现人文奥运的目标，只有保护好中华首善之区北京的历史人文环境所赖以组成的一切载体，才可能进一步涉及建设北京的新文化。城市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命题，也是一个人文命题。

　　千百年的历史，沉积于北京的每一寸天空，每一寸土地，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记载着一段流传千载的故事，每一个古老习俗都透露出中华文化丰厚的底蕴。然而，岁月的风雨，历史的年轮，又无时无刻不在冲刷着、磨损着古都的容颜：一条条古街消逝，一座座王府坍塌，一扇扇朱门凋敝，不见了雄踞四野的城墙，失去了阅尽沧桑的茶馆，古老的习俗也在渐渐消逝。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如何保留古都风貌，保存传统习俗、人文景致，成为众所关心的问题。

　　近年来，北京通过大规模旧城改造来形成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风貌，竭尽全力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深入发掘历史文化内涵，完整地体现北京古城的格局。在对以皇城为中心的旧城区文物全面进行修缮的同时，恢复什刹海风貌区、国子监古建筑群游览区、琉璃厂传统文化商业区、古城垣景区；恢复明北京城墙遗址、国子监、宛平城，重建永定门等历史文化景观；完成对颐和园、天坛等重点文物古迹周边环境的治理；整治中轴线和朝阜路沿线景观；重现北京段长城风景保护区、帝王陵寝保护区、京东运河文化带、宛平史迹保护区、京西寺庙景区。在“经营”历史这张王牌的过程中，北京更加尊重历史留下的巨大人文遗产。北京将更加注重它特有的充满吸引力的历史资源。更好地处理与保护各种人文遗产。到2008年，全市近300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50%以上将整旧如故，60处国家级保护单位将达到良好状态，京城水系和古典园林将以全新面貌示人。所有这些都是保留古都文化血脉、重现古典人文景观、实现“人文奥运”目标的得力举措。

　　了解北京、感受北京、关心北京、热爱北京。将“人文奥运”的目标落到实处，使北京的古都风貌再现辉煌，生活在北京的每一位公民都应为此作出积极的努力。

北京的皇家园林在中国园林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位置。北京自辽、金时期作为京都以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园林建设。

　　金代北京曾引西湖水(现在莲花池)，营建了西苑、同乐园、太液池等皇家园林，并修建离宫禁苑，其中最大的是万宁宫，即今天的北海公园地段。并在郊外建玉泉山芙蓉殿、香山行宫、樱桃沟观花台、潭柘寺附近的金章宗弹雀处、玉渊潭钓鱼台等。“燕京八景”之说就起源于金代。它们是：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风、琼岛春阴、蓟门飞雨、西山积雪、卢沟晓月、金台夕照。

　　元代，皇家园林以万岁山(今景山)、太液池(北海)为中心发展。当时将太液池向南扩，成为北海、中海、南海三海连贯的水域，在三海沿岸和池中岛上搭建殿宇，总称西苑。在宫廷之内有宫后苑(今故宫御花园)，宫廷外的四面东苑、西苑、北果园、南花园、玉熙宫等，近郊有猎场、南海子等。

　　明代大建祭坛园林，如“形圆似天”圜丘坛(现天坛)以祭天；形方似地方泽坛(现地坛)以祭地祇神；日坛以祭大明之神；月坛以祭月明神；先农坛以祭先农神；社稷坛以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等；庙宇园林也开始盛行。

　　清代，北京的园林再次发展，相继建造了有“三山五园”之称的五座行宫园囿，即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万寿山的清漪园、畅春园、圆明园，另有不少小园林、小庙宇。其规模之宏大，工程之浩繁，装饰之豪华，都超过前人，使皇家园林建设达到了最高峰。从此，北京城西直门外直至西山东侧的几十公里山水环抱中，皇家园囿、行宫、梵宇以及宗室大臣的赐园，使北京城西北郊成为“园林之海”。

　　皇家园林中一些是帝王的离宫别院，供休息、游玩之用，有的还有处理政务的功能。

　　皇家园林的几个特征：

　　1. 规模浩大、面积广阔、建设恢宏、金碧辉煌，尽显帝王气派。如：清代的清漪园占地近300公顷。

　　2. 建筑风格多姿多彩。从中既可看到南方小巧园林风格，如杭州苏堤六桥、苏州狮子林、镇江宝塔等景色，也可看见少数民族风格的塔、屋宇结构等雄风，如北海的藏式白塔，甚至还有吸收欧洲文艺复兴时的“西洋景”，如圆明园。

　　3. 功能齐全。皇家园林中集处理政务、寿贺、看戏、居住、园游、祈祷以及观赏、狩猎于一体，甚至有的还设“市肆”，以便买卖。

　　北京皇家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个重要类型，是世界园林皇冠上一颗闪亮的宝石。

历史上的北京，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以皇城为中心的宫廷文化集中区，一是以北京外城为中心的仕人、平民文化的衍生地。

　　清政府定都北京后，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旗”指在旗的旗人。“民”指汉、回等其它民族的居民。内城房屋一律让给旗人居住，不允许有汉人住宅，旗民分城居住，不得擅自越制。

　　“旗民分居”政策使北京内外城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北京城形成了“兵、民分置，满、汉分治”的格局，从而在北京出现了皇家贵族文化和仕人、平民文化的两大阵营。

　　1. 内城的皇家文化

　　清代北京内城街道格局一仍明旧，和明代北京没有多大改变。唯一比较突出的变化是北京内城陆续建成了诸多宽阔宏敞的王公贵族府第，著名宅园有百余所，异常鉅丽，奥如旷如，各极其妙，是谓“明筑城，清建园”。

　　清雍正、乾隆以后，清帝常年住北京西郊圆明园。王公贵族为平日上朝方便，多在东、西两城建宅，所以，北京的王府主要集中在东城和西城。清代北京的王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为清初入关有功、“世袭罔替”的八大家亲王，即人称“铁帽子王”的八大王府。二为清中叶康乾时期的王府，这一时期的王府保留不多。三为晚清的王府。

　　世言京城“东富西贵”，北京内城东部大宅多，西部府第多。在诸多王府中，以清代晚期恩封世袭罔替的恭亲王奕訢的府邸最为著名，代表清代北京王府格局规制的共同特征。恭亲王府及花园早年曾是乾隆朝大学士和珅宅第。咸丰元年（1851年），才改赐给恭亲王奕訢，此时始称恭王府及恭王府花园。恭亲王奕訢受赐府第后，调集能工巧匠对其进行了精心的修缮，把它建成融江南园林艺术与北京建筑风格为一体，汇西洋建筑与中国古典建筑为一园，使王府以建筑华丽、装修精美而成为京城百余座王府之冠。

　　北京城这些建制宏大、精美考究的王府和王府花园充实了北京内城的实体内容，增加了北京城的堂皇富丽的色彩，在恬淡清和的境界中蕴涵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在京城之中除了紫禁城的宫殿之外，无处能比。与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紫禁城，湖光山色、水木清幽的皇家园林共同构成了北京内城的皇家文化。

　　2. 京城宝地———宣南

　　“宣南”：明代设置的“坊”名，清代继续沿用，泛指北今天宣武门外至广安门内外一带，这里独特的文化形态被称为“宣南文化”。宣南文化，浓缩了北京文化的精华。可以概况为9大文化系列，即以大栅栏地区老字号店铺为代表的商业文化；以天桥为代表的老北京民俗文化；以琉璃厂为代表的士子文化；以京剧为主要代表的戏曲文化；以各地会馆、名人故居为代表的会馆文化；以牛街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以反映民间诸神为代表的坛寺庙宇文化；以仕宦家宴和民间小吃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先农坛祭神农为代表的皇家文化等等。

　　清初的旗民分居政策也使北京的外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外城的人口大量增加。一方面，在清廷为官的汉族官员，若非皇帝“赐居”于内城，大多寓于外城诸巷。由于中央六部设在正阳门内东西两侧，这些汉族官员多在正阳门外拓地建房。另一方面，外地来京的官吏、商贾、举人因其身份只能居住在外城，又使外城成为北京流动人口的集中地。

　　清代北京外城自东向西排列，依次为东城、南城、中城、北城、西城五区。随着外城人口增长和文化的发展空前扩大，外城东部多为商贾和土著汉人，西部多是仕宦和寄籍仕子，南部多为工匠小贩，北部多为伶人乐户。“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形象地概括出当时北京外城居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水平。

　　清入关后，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进京应试的士人每次都有上万人，加之康熙、乾隆两朝，修书大盛，来京修书的文人亦随之增多。由于京西永定河的卢沟桥，自古就是西南和西北各地进出北京的要道，距外城最近，清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官吏、诗人、经学家、名优、政治家大都集中在北京的外城居住，如：巨儒顾炎武；被称为“朱王”两大家的诗人朱彝尊、王渔洋；名剧《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文章名重朝野、《四库全书》的总编纪昀；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曾国藩、李鸿章；“戊戌变法”中仁人志士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众多文化精英使外城的宣南地区成为清代北京的仕宦之乡，人文荟萃之地。

　　同时，在外城，各地同乡会馆林立，为士人的集结、交往提供了理想的公共空间，也为学术的交流、文化的复兴准备了条件。北京的会馆始于明初，至清代为极盛。由于北京内外城界限森严，加之“内城禁喧嚣”的规定，会馆皆建在外城的西半部宣南地区。各地的官僚、士绅多集中在这里，并竞相成立会馆。至乾隆、嘉庆两朝是北京各地会馆发展最快的时期，据乾隆年间所编《宸垣识略》记载，当时在北京的各地会馆一共有将近二百所。到光绪年间各地会馆发展到四百余所。会馆在经济、政治、文化、民俗、建筑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许多商贾和文人的活动多在会馆中进行。特别是晚请以来影响中国历史前进的人物莫不与宣南的会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曾住在蒲阳会馆，安徽会馆是由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发起建成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分别住在宣南的南海馆、新会会馆和浏阳会馆，书写了维新活动这一宣南最为悲壮的篇章。

　　清代北京，是文士学子荟集的渊薮。尽管清统治者实行粗暴的文化专制统治，屡生株连九族的文字狱，但古都北京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特殊的政治地位，依然吸引着四方学者文士担囊负载而来，使北京在辽、金、元、明之后，继续成为全国学术和文化发展的中心。

　　清代北京外城以士人文化为主体，同时还有相应的文化商业街区为士人及平民服务。随着商人从内城的迁出，内城的商业也受到打击，而外城则因这一政策反而发展起来，成为北京商业、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的中心，北京外城很快集中了许多城市机能，而形成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基础。这里商众云集，喧嚣交易，是清代北京最繁华的闹市区。内城居住的旗人为了买游乐等川流不息地进出外城，客观上促进了外城的经济发展。六必居、同仁堂、都一处、合香楼等著名店铺林立，牌匾相望。珠宝店、绸布店、粮食店、杂货店林林总总，盛极一时。“头顶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登内联升”是民间广为流传的顺口溜，这些百年老店如今依然在大栅栏迎送川流不息的客人。

　　在外城，还出现了以经营经史子集、文房四宝、碑帖字画和印玺古玩为特色的琉璃厂文化街。琉璃厂是北京古老的一条文化街。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总编纂纪晓岚（昀）等就以琉璃厂书肆为中心交换书籍，一时全国书商云集于此。当时来京的文人，都以到琉璃厂买书为乐事。这样的盛况持续到民国年间。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戴月轩的湖笔、胡开文的徽墨驰名四方。时人有诗描述：“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如今这里依旧文气十足，当年的文脉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外城南部的天桥市场，成为北京下层平民经常光顾的商业区。元、明时期，天桥一带水缠堤绕，颇多水乡韵味。文人雅士常来此游玩观赏。清康熙年间，曾一度将灯市移至此处。乾隆时，又疏通天桥河道，于东西河岸补种杨柳。彼时京中名胜，多属禁地，平民百姓不能涉足，天桥风物之美，故前往游玩者甚多，加之来京候试的举子多住宣南会馆，天桥一带是他们举步可游的地方，至光绪末年，天桥逐渐形成融游玩与购物于一体的平民市场。

　　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朝初年，清政府惧怕老百姓借戏园之地纠众滋事，所以下令，‘永行禁止开设戏馆’，并对外城的戏园‘概行禁止夜唱’。”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也有类似记载：“戏园，当年内城禁止，惟正阳门外最盛”，故外城遂又成为北京最繁华的娱乐区。

　　清代中晚期京剧兴盛时期，外城的广德楼、庆乐园、三庆园、庆和园、中和园等戏园鼓乐齐鸣，好戏连台。清中叶至光绪初年，清廷虽由盛转衰，但城市经济却相对稳定，这为戏曲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外城则成为各地声腔剧种施展才华、献艺谋生之地。昆曲兴衰，京腔的红火，秦腔、河北梆子的成败，京剧的诞生、发展，评剧的兴起，曲艺说唱的演变，均可从这里得以印证，此外，这里一向班社云集，科班众多。各个剧种名家辈出，如“京腔十三绝”，“同光十三绝”、“京剧三鼎甲”、“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等。一代代梨园名宿在这里创造出多如繁星的艺术珍品，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以戏曲文化、民俗文化为代表的北京平民文化也应运而生。

　　著名清史专家戴逸认为，宣南虽没有皇城内的宫殿楼阁，西郊的水木清幽园林秀色，但荟萃了明清以来大批的文化精英，留下了大量可资观览、可资纪念的历史遗迹，真正称得上是“京师文化之精华”。

古代北京城市建设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北京以宫城为中心的向心式格局和自永定门到钟楼长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这是世界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城市设计范例之一。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赞美这条中轴线是“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

　　北京比较明确的中轴线起于金代，一条御道贯穿外城的丰宜门、皇城的宣阳门和宫城的应天门。元代，中轴线正式形成，位置在今旧鼓楼大街的中心线及其向南的延伸线，越过太液池东岸的宫城中央，直抵外城正中丽正门。到了明代，统治者将北京中轴线向东移动了150米，最终形成现在的格局。

　　建立中轴线，目的是为强调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正如中国之名，意为“世界中央之国”一样。城市总体布局以中轴线为中心，左面为太庙，右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后面为市场，即“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北京因此在城市布局上成为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之一。

　　北京中轴线南起外城永定门，经内城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穿过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神武门，越过万岁山万景亭，寿皇殿、鼓楼，直抵钟楼的中心点。这条中轴线连着四重城，即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好似北京城的脊梁，鲜明地突出了九重宫阙的位置，体现封建帝王居天下之中“唯我独尊”的思想。

　　按照传统的“隆庙社、崇阙坛”规制，在中轴线两旁对称排列各种坛庙建筑物。天坛、先农坛，东便门、西便门，崇文门、宣武门，太庙、社稷坛，东华门、西华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以中轴线为轴对称分布。所有的皇室宫殿、坛庙、政府衙署和其他重要建筑都依附着这条中轴线而结合在一起。这些建筑既是古都北京的象征，又是中国文明的象征。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轴线上又陆续扩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今天，奥林匹克公园选定在北京最具文化特色的中轴线向北延长段上，不能不说是北京“人文奥运”的集中体现，是古都文脉的延续。

城墙是用以防御的墙垣，中国汉字中的“城”，既指“城墙”，也指由城墙围起来的“城市”。从历史的发展看，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的一个特征是，大多先修筑城墙，后形成市区的,这与西方相反。

　　城墙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军事防御。如果将它所保卫的城市比作建筑物的综合，城墙的作用就相当于建筑物的外墙。国都的城墙还是统治者中心形象的扩大，所以，历代统治者会把“城”当作“国”的同义词，倾城即是国破。

　　老北京人记忆中的城墙与城门指明清北京城墙城门。其城墙城门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和扩建的，它以宫城（紫禁城）为核心，外围皇城、内城、外城，四道城池所组成。有“内九外七、皇七禁城四”之说。九门深处，就是北京的老城。

　　“内九”，是指内城墙共有九门。内城墙系通过正阳门的城墙，总长度23.6公里，高11.8公里。封建礼制对进出城门有严格的规定，九门各有分工严明的用途：正阳门为京城正门，走皇辇宫车；崇文门设鱼、酒纳税之所，走酒车；朝阳门为南米漕运入京之门；东直门为木才入京之门；安定门走粪车；德胜门为出兵之门；西直门走水车，因皇帝御用之水取自玉泉山；阜成门为西山煤炭入城之门；宣武门清代走囚车。

　　“外七”，是指外城墙有七门。外城墙系通过永定门的城墙，又称罗城，总长度28公里，高10米，明朝嘉靖年间增筑。外城墙是内城墙南墙的外围部分，其七门为：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和西便门。

　　“皇七”，是指以天安门城楼两侧为起点的红墙，即皇城，共有七门。皇城城墙的总长度约为9公里，环绕着紫禁城，共有七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大明门（大清门）、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

　　“禁城四”，是指紫禁城有四门。外城之中有内城，内城之中有皇城，皇城之中是紫禁城。所以，紫禁城是城中之城。紫禁城呈长方型，城墙的总长度，为3公里，高10米，共有四门：午门、神武门、东华门和西华门。

　　“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它是一部土石作成的史书”。这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在所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对城墙的赞叹。

　　清代末年，北京城墙逐渐拆除，出现了许多豁口，城门也越来越多。北京城门也因此逐渐由“内九外七、皇七禁城四”增加到30多门。

　　新中国成立后，内、外城城墙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被拆掉了，城门也无所依附，除正阳门、德胜门外，仅余遗迹尚可供人们追忆中国的文化遗产，成为游览古都北京时有意义的一项内容。明代城墙是北京建城史上修筑得最宏伟、最完整、最坚固的建筑物，堪称北京城的标志。